在1949-1955年期间，中国电影整整七年中，可以说没有拍过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喜剧片。直至1956年，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呈现出全面宽松的局面，人们长期紧绷的心态终于开始放松，作为民族自信心增强、喜剧意识之觉醒的标志的电影喜剧，终于姗姗而来。首先踏进这条被视为畏途的电影艺术家是吕班。他在这个时期、这个领域中的探索，具有拓荒者的意义———这也使他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吕班拍摄《英雄司机》时在专列上。本版图片由“天下之脊”编委会提供}

    电影笔记

    一出未完成的喜剧

    《未完成的喜剧》是吕班导演1957年的一部喜剧故事片。里面有这样一则故事：某公司朱经理被同事们误以为意外身亡，正为他准备丧事。没想到夜里朱经理忽然回到单位，吓得人们不知所措，以为撞见了朱经理的鬼魂。好在误会很快就消除了，可朱经理反倒不高兴起来，把脸拉得像个鞋帮。原来，他嫌人们为他准备的棺木太过简陋，与自己“第一把手”的身份不符……吕班原本想借这一荒诞感极强的故事给当时社会上盛行的铺张浪费与官僚主义一记当头棒喝，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一棒非但没有击中要害，反而重重落在自己头上———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他被打成“右派”，落得一个戴着“反党分子”的高帽子下放劳改的下场。

    要说吕班胆儿也真够大的，从1955年开始，他和他的创作伙伴就琢磨着开始鼓捣“讽刺”喜剧，在北京成立了一个电影喜剧研究小组，一口气拍摄出《新局长到来之前》和《不拘小节的人》两部不错的喜剧片。可别小看这两部片子，殊不知，这个时候“双百”方针尚未发表，文艺界在经历了批《武训传》、批俞平伯、反胡风及内部肃反等一连串运动之后，正处在一个如履薄冰、乍暖还寒的沉寂时期。而吕班和他的伙伴们，却恰在这个时候开始跟官僚主义和社会不良现象较上劲儿了。当然，吕班也不是那号想起一出是一出的人。他鼓捣喜剧也不过是为了响应电影局领导不久前刚刚提出的要加强喜剧创作的号召。可是，吕班真是太天真了，他并不知道正在为自己的人生酿造一出大大的悲剧，这不是造化弄人又是什么？

    《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了古代几位“著名喜剧艺术家”的事迹。有一位叫优孟的楚人，他“常以谈笑讽谏”。史官说他“善为言笑，然合于大道，以游心骇耳”。这充分表明了咱们老祖宗对于喜剧的态度。也就是说，“谈笑”是为了“讽谏”，“骇耳”是为了“游心”，“言笑”须合于“大道”。

    单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吕班喜剧，似乎也看不出什么特别出格的地方，何至于让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吕班身陷十八层地狱？其实，问题就出在“讽刺”两个字上。当时，讽刺被认为涉及到诸如“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一系列重大政治原则问题。当讽刺被用来对付敌人时，它无疑是一种有力武器，而当它被用来对待“人民内部矛盾”时，就难免太过锐利。在人们看来，对待自己人缺点的最好方法应该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而非讽刺。

    而电影传统中，吕班这些艺术家恰恰善使讽刺这类兵器。当年一部《乌鸦与麻雀》就把个国统区的末世乱像描绘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然而，当吕班把讽刺的利刃指向那些身为国家干部的经理们、科长们、理论家们的时候，他却少了些许政治思量，怎么能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咱们自己的干部？

    最终，吕班满怀郁闷地走了，他从此告别了自己深爱的电影，不得不拿起锄头去鼓捣地里的玉米。而中国电影也从此变得更“温和”更“善良”，我们的喜剧与讽刺失之交臂，却响起了不痛不痒的误会、巧合、意外与夸张的大合唱。时至今日，大城市街角的影院里仍然有笑声，可是，假如果戈里、马克·吐温、卓别林这些讽刺大师们能听到今天的笑声，他们会做何感想？

    □石川（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副教授、电影学博士）

    ■回眸

    父亲吕班：天性里的喜剧品格

    早在上世纪30年代，父亲就在《十字街头》、《青年进行曲》等影片中成功地扮演过不少具有喜剧色彩的角色，当时他有“东方卓别林”之称。他1931年开始参加革命工作，是“左翼”影人的主要成员，而且还是惟一一位在太行山敌后根据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过面对面战斗的著名电影艺术家。1948年后，他重操旧业做电影导演，参与了首部故事片《桥》和首部公安题材故事片《无形的战线》的编、导、演、摄、制工作，先后执导了《吕梁英雄传》（与伊明合导）、《新儿女英雄传》（与史东山合导）及第一部描写工人斗争的影片《六号门》和抗美援朝时期铁路工人的《英雄司机》等影片。

    “吕班”来自于“吕班路”

    父亲原名郝恩星，祖籍山西省榆次东阳镇开柏村，1913年生于山西太谷。父亲自幼聪敏勤学，富有艺术才能。后因战乱频仍，遭遇变故，家道败落而辍学。

    父亲17岁时进入北京的联华电影演员养成所学习表演、化妆和导演，结业后他就在联华影业分厂当场记，并参加了联华分厂第一部影片《故宫春怨》的拍摄。30年代初，他参与发起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参加了《大雷雨》等不少戏剧的演出。抗战爆发后，父亲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三队，北上抗日。1938年，按周恩来、罗瑞卿安排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四期学习，并任抗大总校文工团艺术指导。1945年后任晋冀鲁豫大军区文工团团长兼政治部文艺科科长，兼任晋冀鲁豫解放区邯郸剧院经理、出任邯郸戏剧工作委员会主任。

    1948年他调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部长故事片《桥》的拍摄，在影片中扮演厂长。

    父亲原名“郝恩星”，在上海老电影界有一个称呼叫做“二哥”。1934年初宣传抗日时被追捕，至法租界以法国中世纪著名大盗亚森·罗频（旧译“吕班”）命名的吕班路（现重庆南路），指路牌自称吕班，机智摆脱法国巡捕，从此就使用艺名吕班。至今已整整70年。

    “春天喜剧社”：未完成的喜剧社

    父亲的性格很好，是一个开朗、幽默的人，善于以喜剧家独特的眼光去观察、体验、分析人生百态。但是客观条件的限制，他向往创作喜剧的夙愿一直未能实现。

    由于“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在电影创作较为宽松的氛围下，各电影制片厂也相继涌现出一批艺术家自由组合的创作群体。当时由父亲倡导，经各级主管部门批准成立了“春天喜剧社”（即“喜剧创作小组”），这个喜剧社实际是想做成一个喜剧电影厂的，当时由吕班任社长，赵子岳任书记，马三立、侯宝林、谢添、何迟等人都是喜剧社的成员，但是后来由于影片《未完成的喜剧》遭到批判，使得“春天喜剧社”也半途夭折，当时定下的罪行之一是“分裂文艺队伍”。现在想来，要是这个喜剧电影制片厂真能够办成的话，对中国电影的喜剧影响应当是非常深远的。

    1957年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又受到“四人帮”的迫害，于1976年病逝。父亲是一个决不屈服的人，他总是乐观地面对一切，这与他天性里的喜剧品格有很大关系。

    口述：吕小宁（吕班女儿）

    采写：本报记者张悦

    ■作品

    开拓新中国喜剧领域创作

    《新局长到来之前》

    本片是根据作家何求创作的一个独幕讽刺喜剧改编而成，吕班任导演。本片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敢于正面揭露官僚主义思想作风的影片。此片成功塑造了“牛科长”这一很有时代感的典型形象。影片的探索精神表现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舞台框框，在时空方面的大胆拓展。

    《未完成的喜剧》

    这部作品是吕班的封箱之作———他一生中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影片的主演是曾经活跃在中国三四十年代影坛上的喜剧特型演员殷秀岑与韩兰根。

    影片拍摄于1957年，由三个各自独立，但又有某种内在联系的片段组成。这种喜剧探索在当时来说是超前的。整理张悦

    策划：本报娱乐新闻部

    学术顾问：陈山、郝建、陆弘石

　　《董存瑞》电影海报。

　　《董存瑞》的导演郭维。

　　“董存瑞”的扮演者张良。

　　董存瑞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上世纪50年代初，他“舍身炸碉堡”的英勇事迹广为传颂。虽然对于现在的观众而言，董存瑞也许和《钢铁战士》中的张志坚、《刘胡兰》中的刘胡兰那些英雄人物没有太本质的区别，头上同样围绕着神话的光环。但在当时以平视的目光去展现一位英雄人物如常人一样的成长经历，相当具有创新意识。或许也正是因此，当一个普通人董存瑞手托炸药包喊出“为了新中国，前进”时，他才成为了不朽的英雄董存瑞。

　　■电影笔记

　　重新面对简单英雄

　　前些日子和一个采访对象进行访前沟通，说到动情处，对方有些哽咽的迹象，自己一双眼睛竟然不由自主地往前聚焦。于是在回来的路上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因为摄像机还没有扛出去，一双肉眼居然这么自觉地做起了这恶俗的事情，平日里可是一直对采访对象涕泪横流的特写镜头深恶痛绝的啊！

　　追究起来，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平面的文字，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早已形成了无数的套路。老旧一些的套路比如心痛欲绝就来个闪电霹雳凄风惨雨的景儿，新派一些的套路英雄儿女总会有未了情缘，有恋爱至少三角，等等，总之好复杂。所以当我们说起当年还有《董存瑞》这样的电影时，一时还真有点“简单不起来”了。

　　就是这么简单，电影里的董存瑞遇到了三个难题：第一是想参军可年纪不够；第二是业务不精浪费子弹受到同志们的批评；第三就是那道让人抓狂的难题要炸暗堡却没有炸药支撑点。解决办法都很直截了当，不到参军年龄，就用立功表现来补；枪法不准就多多练习；最后一点虽然太过悲壮但是同样简单，那就是自己托起炸药包。电影中托着炸药包的董存瑞最后那一句“为了新中国，前进”虽然据说比实际情况要“拔高”和复杂化了一点点，可是仍旧可以被归入“简单”那一路。高兴、沮丧、严肃，都是因事而起为事服务，决不打乱主体线索，没有故弄玄虚的那份复杂。

　　《董存瑞》是1955年出品的电影，很遥远的一个年头，还是上个世纪的，那个时候改朝换代解放不久，百废初兴，很多自打八国联军来中国开始就没好好过上太平日子的老太太们终于可以气定神闲地坐在自家门口吃碗小米稀饭。心里舒畅，平头百姓人与人之间就少纠纷，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诞生《孙子兵法》的这片土地上居住着的人们开始变得阳光起来。

　　所谓阳光，很大程度上就可以看成是简单的代名词。简单爱简单恨，不需要准备许多的理由，没有三重四重的矛盾冲突。要知道真正的那个董存瑞也就是个从农村跑出来的毛头小子，既没学过辩论术也没有什么多头的姻缘，实在。

　　虽然解决最后那个难题的办法着实壮烈，虽然那部片子其实是黑白的，可看过《董存瑞》电影的，再回忆董存瑞的艺术形象总感觉是彩色的，暖暖的调子。那时候的英雄，聪明、憨厚、简单，单线突进。

　　那个时代，银幕上诞生了一大批简单而阳光的英雄形象，在现在一些“复杂”的人看来，这些形象都太程式化，不够具体亲切，不够生活化。不够生活化着实有理，毕竟是英雄。不够具体亲切的说法倒好像真的也开始过时，因为在这个越来越膨胀复杂的城市中间，我们进化着的复杂大脑需要一些“简单”的调理。并且“简单”陈述事实毕竟要多于“编造”的可能，事实本身又要比任何小说都要精彩，反倒避免了陷入连环套陷阱的可能。

　　颇有一阵子出现了不少拉近英雄人物和普通老百姓距离的呼声，我们看见的电影上，英雄往往成了传奇故事的配角。真是物极必反的好例证。

　　可是又有多少人想明白了，对于生活在复杂精巧的城市中的人们，是多么渴望简单一下，阳光一下。一到节假日电视里播精品节目，多少《董存瑞》被翻来覆去地重播了多少遍，这是一笔糊涂账，所以我们看到的当代电影依旧无怨无悔地越走越复杂直至把自己迷失在复杂中，而豪华的影院里却来了一个又一个简单的好莱坞英雄。□沈东

　　■回眸

　　电影《董存瑞》导演郭维创作经历及传奇人生

　　英雄受难记

　　当英雄董存瑞目光坚毅地望向远方，手举炸药包高呼着“为了新中国……前进！”时，观众不仅记住了这一经典形象，记住了有着一对酒窝和自称小鼻小眼的“董存瑞”的扮演者张良，还会记住这部影片的导演，当年33岁的小伙子———郭维。

　　到敌伪炮楼前去演出

　　郭维早在少年时代就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洪流中，从陕甘宁边区到达晋察冀，在那里，正式成立了华北联大文工团。他记得最有意思的是到伪军炮楼前去演出的情景。演出前，他们先派部队把伪军炮楼包围起来，然后到炮楼前去演戏。戏演完后，又唱《八路军好》等瓦解伪军的歌，最后由郭维喊话，向伪军宣传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喊完话就撤走，伪军们鸦雀无声地躲在炮楼窗户后面看完整个演出。等文工团离炮楼远了，他们才出来放土儿枪，假装追击一番。

　　绝对杰出的《董存瑞》

　　1950年，郭维调到北影厂从事导演工作，曾跟随史东山拍摄故事片《新儿女英雄传》，这是他进入导演生涯的开端。1953年摄制完成的《智取华山》是郭维第一次独立导演的影片，他导演的第二部作品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英雄形象———董存瑞。

　　郭维在拍摄前对剧本做了较大改动，因为他极为熟悉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冀中地区生活，所以改写和导演起来都比较顺手。而郭维给予董存瑞这个真实可信的英雄一个成长的过程，像欢送参军、摔跤比赛、参军入伍、十发子弹、灵活作战、立功入党、战前大会等一系列生动、丰富的情节，都是郭维丰富生活经验的反映。在选演员上，更是接受了《智取华山》的教训，选择了既无动人嗓音，长得也不算英俊的来自华北军区抗敌剧社的张良，事实证明两人合作得非常默契。影片上映，自然是获得很大成功。

　　日本导演木下惠介1956年访华时看了《董存瑞》后非常惊讶，他以为郭维已是四五十岁的人，原来才三十三岁，刚拍第二部影片。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拍完《董存瑞》之后，郭维被调到北京电影学院向苏联专家学习，并于1956年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会议，不久，他就离开电影学院的学习班，并改编赵树理的名作《三里湾》作为自己的毕业作品。郭维把它改编成电影剧本《花好月圆》。这是一部颇有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的影片，影片风趣、幽默地展示众多真实而又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想不到不久，这部影片被当时的所谓“理论权威”的康生等人定为“毒草”，遭到批判。而郭维本人也在随即而来的一场政治风暴中被打成“右派”分子，推煤拉车、打扫厕所。

　　郭维是一个有坚毅性格的人，他深信自己的错案总有一天会纠正。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也没有丧失信心。

　　1961年，郭维自刻了一方图章，上面写着：“历史将宣判我无罪。”1962年，当他恢复了导演职务的时候，强烈的责任感使他很快将王愿坚的短篇小说《亲人》改编成电影剧本，可是没想到影片刚刚进入拍摄阶段，就被宣判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而遭到扼杀。直到1979年，郭维从百般折磨中侥幸活下来，他的错案也得到彻底纠正，他又调回了北影厂当导演，兼任北影厂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整理：张悦

　　■存档

　　张良：如履薄冰饰英雄

　　扮演英雄董存瑞，对我来说是非常光荣的事。那时，能够扮演英雄对每个演员都是一种荣耀。虽然没有报酬，但大家都把这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

　　在长影试镜头时，候选演员很多，拍好的样片直接送到电影局请领导审看。领导对我的表演很满意，拍板由我扮演董存瑞。记得第一次看样片时，我一下傻了。我从未看到过自己在银幕上的形象。董存瑞是我心目中顶天立地的大英雄，高大威武，像天神一样。

　　可是再看到我那傻样儿，小鼻小眼，眼睛一笑就没了，像长不大的顽童。我对导演说：“我虽然热爱董存瑞，但我不敢演。”导演很奇怪：“这么好的角色，居然还不演。”问我为什么？我说，要是我演的这个“董存瑞”是这个样子，全国人民都不会饶过我。导演郭维一听乐了，开导我说，英雄不是二郎神，董存瑞是普通一兵，他来自人民，来自生活。关键是要把董存瑞的思想、品质通过表演展示出来，形象是次要的。

　　我有了信心，以董存瑞的精神投入拍摄工作中。虽然拍摄很艰苦，我们扛着行李，打着背包，住在当地的老百姓家中，但没有任何思想杂念，一心把《董存瑞》拍好。

　　直到现在，说起那句“为了新中国”，我仍然热血沸腾。

　　□张良（电影《董存瑞》中董存瑞的扮演者，后任珠江电影制片厂导演，执导影片《梅花巾》、《少年犯》等）

　　本文原载于《中国电影报》1999年第32期

　　策划：本报娱乐新闻部学术顾问：陈山、郝建、陆弘石

^{这是《大众电影》各个时期的封面，从中可以看出《大众电影》历经数十年的变迁。}

    ■电影笔记

    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后，电影才真正做到了普及，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国人心目中最繁盛的精神图腾。

    而作为电影最直接的衍生品———电影杂志，也成为热衷观影者最重要的精神食粮。

    现在专业非专业的电影杂志，怕也有几十家之多。但要说到历史悠久，受众群最为广泛的，当算有50年历史之久的《大众电影》。

    在它的高峰期，大概现在所有杂志发行量绑在一起，都对之望尘莫及。“文革”前《大众电影》最大的贡献是推出了“百花奖”，这是周恩来总理提议的，由群众从这本杂志上取得选票，选出自己最喜爱的电影和演员。最初的百花奖只办了两届，1962年的最佳影片是《红色娘子军》，1963年是《李双双》，随后便中途夭折，直到1980年，“百花奖”才再度争奇斗艳起来。《大众电影》也进入它的黄金期，不仅是电影期刊界的龙头老大，更成为刚脱掉一身蓝、一身黑的人们心目中一块响当当的时尚晴雨表。在这之后，各电影制片厂也办起了各自的电影杂志，比较有影响的有《电影世界》（长影）、《上影画报》、《北影画报》、《电影故事》等。

    进入90年代后，随着中国电影格局的变化，《大众电影》已不复当年的风光无限。几经改版，仍无太大起色，但它仍坚持对国产电影密切关注。而由《大众电影》种植的“百花奖”，因种种原由，已是明日黄花。世纪之交，虽然中国电影仍是门庭冷落，但世界上最庞大也最具观影经验的影迷群落已经逐渐成熟，新的电影期刊热潮随之发起。发祥地在冰城哈尔滨，首家是《电影世界》，改版后叫《电影show》。

    紧跟其后的是《看电影》（其前身为峨影厂创办的《电影作品》），此杂志现已成为国内销量最大的电影杂志。这两本杂志一面世，便注定是影迷色彩浓厚的风格，其编辑人员皆年轻并有着丰富的观影经验，但并非科班出身。两本杂志在视野上都力求面对世界影坛，好莱坞是重中之重，这也是为了符合中国当下影迷的观影趋向。

    在它们之后，《新电影》于2002年在北京创刊，其前身即是《北影画报》。随着《看电影》迁往上海，中国电影期刊在现阶段暂时呈三足鼎立之势。除此之外，各类DVD相关刊物也纷纷出笼，成为电影期刊界的又一支生力军，其能量不容小觑。

    中国电影期刊现在已做到了与世界同步，并伴随着新中国电影有了半个世纪的漫长征程。有人曾说就算中国电影“死”了，这些期刊还能存活下去，但愿这不是事实。大家都有着唇亡齿寒的危机感，应会更健康一些，更理直气壮一些。

    □袁先从字里行间找寻电影的真相

    《大众电影》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创办起来的，它的宗旨即是介绍国产电影，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电影和电影市场的起伏跌宕也深深影响着《大众电影》的兴衰起落。上世纪80年代正是全民热衷于电影的火热时代，《大众电影》在黄金时期最高销量达近千万册。对于如今的电影杂志，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虽然背后有着浓重的时代原因，但其中令人最感无奈的，恐怕仍是中国电影长期疲软所造成的。

    ■寻访

    原《大众电影》杂志副主编唐家仁老先生细述办刊经历

    “陪伴《大众电影》一路走来”

    1950年，电影理论家、影评家安德烈·巴赞创办了法国的《电影手册》。同在1950年，新中国也诞生了自己的一份电影刊物———《大众电影》，它诞生在上海，发展在北京。时隔五十载沧桑变迁，我们寻访到原《大众电影》杂志的副主编、原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现年80岁高龄的唐家仁老先生。

    创刊：《团的儿子》做封面

    《大众电影》是1950年6月创刊的，我在1950年冬天进入《大众电影》，那时《大众电影》的主任是梅朵。那时候《大众电影》人很少的，除了梅朵也就三四位同志，而且是半月刊，所以每个人都是“多面手”，编辑、美编、排版、校对样样精通，那时的工作气氛非常好，每个人都很尽力，合作得也很愉快。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大众电影》的创刊号，正好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我们就以前苏联影片《团的儿子》中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做封面。杂志全部是黑白的，不到32面，比较薄，画页也比较少，也没有电影剧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自己做封面设计，自己画插图，这很锻炼人。

    杂志刚一出来非常受欢迎，创刊号印了1000本，全部卖光，后来又再版了很多。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美国影片不允许放了，就只能放国产影片，当时夏衍、于伶等认为有必要做一份新式的电影杂志，多介绍前苏联及东欧兄弟国家的影片和我们自己的国产影片，面向广大群众。

    移师：根植于新土壤

    做了两年的时间，大事情来了，就是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因为这部影片我们在杂志上是做过重点介绍的，上面就要求我们把还没有卖出的刊物都回收，当然卖出去的就没有办法了。北京、上海等地的“文艺整风运动”开始，我们就依照上面的安排来到北京。

    因为《大众电影》基础很好，于是当时在北京的另一个电影刊物《新电影》并入我们的杂志，《大众电影》杂志社成立，归中央电影局领导。

    那时候分组很细，工作人员也有二三十人了，有评论组、影讯组、读者来信组，还有印刷、发行以及行政人员。杂志当时还是不好办，因为要求很严，有时一个文字的错误都要上纲批判。由于思想紧张，所以版面上也不如刚开始那么生动了。60年代初《大众电影》停刊了，直到1979年才重新恢复。

    复刊：新辉煌时刻

    在我看过的很多读者来信中，都曾提到在没有杂志、没有电影看的情况下，他们是如何把以前的《大众电影》宝贝似地藏起来反复看，这是令我至今都很感动的事情。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大众电影》准备复刊，我在北影厂编导室工作，1976年被调回中国电影家协会筹备《大众电影》的复刊筹备工作。

    1979年复刊后的第一期按时出版，各方的反映都很好，那时林杉任主编，我任副主编具体负责版面。设立了几个部门：影讯组、评论组、读者来信组、美编组，另外还有两个摄影记者，配置比较全面了。

    当时的刊物比较少，《大众电影》也真算赶巧，因为刊物本身也比较活泼，画页增加，封底封面都采用照片的形式，所以很受读者欢迎。

    虽然是“重点影片，重点介绍”，但像美术片、纪录戏曲片等其他片种我们也介绍，内容多样化。这直接影响到发行量，到1981年时，最高的发行量曾达到965万份。

    当时美国的记者、编辑对我们说《大众电影》真了不起，发行量超过了美国的《读者文摘》，我说“那是因为我们人多啊！”

    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50年代的时候，北京真有一本很好的电影刊物就不会把《大众电影》移植来了，而《大众电影》或许就永远是一本地方刊物。而这样一本电影刊物真正做到创新、开拓，有自己的风格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是很不容易的，没有“左”，也没有“右”，对影片和影人都比较公正。现在这些五六十岁的人都有可能就是我们的老读者，陪伴《大众电影》一路走来。

    口述：唐家仁（《大众电影》原副主编）

    采写：本报记者张悦

    ■花絮

    周总理与卓别林合影

    《大众电影》刚复刊时，开始介绍卓别林这位喜剧大师。80年代初，《大众电影》的编辑偶然发现一张周恩来总理同卓别林的合影，这张照片以前从未刊登过，是1954年周总理去瑞士日内瓦开会时同卓别林的合影。《大众电影》果断发表出来，很受群众欢迎，其他报纸也纷纷转载。

    封底的“接吻”照片

    《大众电影》在1979年曾用法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中一张男女主角的接吻照片做封底。西北的一位读者来信批评封底采用有问题。《大众电影》把这封读者来信刊登后，一连四五期讨论关于“接吻”照片是否能够刊登的问题，每天收到读者来信上千封。最后正面意见压倒反面意见。

    “百花奖”走群众路线

    “百花奖”是我国文化创作领域最早的奖项，1962年、1963年分别举行第一、二届。1964年第三届“百花奖”筹备期间，“文艺整风运动”开始，读者选票已经回收完毕但最后的颁奖会被迫取消。1980年恢复“百花奖”评选，群众反响热烈。

    口述：唐家仁

    采写：本报记者张悦